二十天前，一名未滿十八歲的台灣青年，在犯下預謀殺人的案件並經過多個月的逃逸後，自動投案，投案的同時，媒體的焦點則放在這名嫌犯所說的一句話:台灣的教育害了我。一窩蜂的分析與訪問，莫過於急切的想把責任趕緊推卸到某一方去，即便較為理性的聲音出現，希望尋求社會、家庭與學校教育三方共同省思，仍有人認為，這單純是這位年輕人自己的問題，沒有必要檢討的這麼廣泛。
十天前，台灣中部一名新上任的國中校長，由於堅持不接受部分家長施壓，要求施行能力分班而受到社會關注，這些施壓的家長們認為，常態編班的做法，只會讓優秀學生無法得到適當的指導乃至於變得平庸；而校長則認為，把會讀書的孩子放在一班，只追求個人成績與知識上的競爭，並非培養一位健全的學生所應該有的做法，更枉論社會的眼光，至今仍對成績較差的學生，充滿偏見。這篇報導，同樣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各執一詞的雙方，同樣急切的尋求國際上相關國家地區的做法，並天真的、狹隘的將問題局限在學校教育該不該施行能力分班，而非社會整體該不該接受能力分班這樣的概念。
昨晚，沒睡好。早上一醒，腦中突然閃過一部老電影：楊德昌所拍攝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故事描述一位剛上高中的學生，有著如常的家庭以及不壞的性格，但由於接觸了以暴力相向來解決事情的周遭環境，於是在受不了喜愛的女生無法符合自己對愛情價值的期待下，悲傷、也突然的將刀一次又一次的刺進了她的身體，這不僅摧毀了一個生命，也摧毀了原本單純的世界。看完後，一陣沉默襲身，直到憑藉著腦中有個模糊的印象，才開始驅使手臂抬起，找尋這部片的故事是否有著真人真事的故事背景存在。
它的確是改編自六十年代一件真實的社會案件。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當時聯合報刊出了這篇悲劇。一篇網誌甚至放上當時報紙的掃描檔案。於是，我得以在一幅黑白的照片中，看見台灣第一宗未成年少年殺人事件的詳細內容，以及一張我們都曾經有過的國中畢業大頭照，所呈現的純然青澀，卻又和十三天前投案的少年一般的無奈模樣。五十年前的輿論，震驚於這樣的未成年殺人事件，然而，五十年前的民眾可能沒想到，這一曾經發生在台北市牯嶺街七巷巷底的少年殺人事件，只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濫觴，他揭開的，將是未來五十年人們對於青春的態度，從羨慕、懷疑、驚恐、到感嘆。
一名十八歲不到的殺人嫌疑犯，在國中時因為家庭不健全所帶來的影響，連帶學習成績不佳，並且進入幫派，最後犯下難以抹滅的惡行，受訪的老師與同學說，大家在他年輕時都盡了力輔導與協助他，但最終是他自己，把人生帶入一步步的極端。是的，選擇，當然是自己做的，但是誰影響他做了這項選擇，也應該接受檢視。
家庭，也許需要率先反省。家庭有如一顆種子所生長的土壤，土質的養分如何，幾乎決定了這棵幼苗剛開始的命運，即便未來在土壤之外，茁壯或是萎靡，它的根，將永遠緊密的和土壤連接。但，家庭不如學校，也不如社會，它是一個私密且沒有人有權力改變其結構與現狀的環境，也正因此，當一位孩子已經成長在無法提供其充足養分使其健全成長的家庭時，外在的支撐與培養，便顯得格外重要。然而，可嘆的是，一個仍舊願意接受能力分班的台灣社會，並不足以支撐這一已然頹喪的幼苗。能力分班不僅目前無法實踐成為公平的因材施教，更無能力分辨學業成績不佳的學生，所潛藏的無限可能與未來。因此，一個草率的、帶有好壞區分的分類方式: 能力分班，便早早成為篩選與認定一個人未來價值的錯誤做法。
幾乎無力招架與思考這其中荒謬的學生們，就這樣早早為自己身上貼了一張:我功課不好，所以我沒有前途的標籤。告訴我，一旦這樣無形的、沉重的枷鎖套在他們身上，這群心智尚未成熟，社會歷練尚未完整的青少年，他們哪來的能力去質疑這整件事情的荒謬，他們哪來的力量去推翻這身上的負面形象?
於是，一部分學生選擇默默承受這份重量，告訴自己未來也許只是個藍領；一部分學生說不上來哪裡不對，但卻抑鬱難平，最後選擇不接受、選擇逃離那讓他感覺受到歧視的環境，有人在此時，吸上了一輩子都認為可以忘掉壓力的尼古丁，與毒；有人第一次動手打了別人好證明自己和大人一樣有力量解決問題，有人找到了看似講義氣、重感情的幫派，好獲得從未擁有的關懷與保護。他們共同的是，對於自己被遺忘與漠視有著很深的情緒，這情緒，也許透過信仰與自助，重新找到了自信與寄託，也或者透過毀滅與破壞周遭箝制他的一切，掙脫過去並重新定義自己。
而學校，則在家庭與社會的夾擊下，顯得左支右吾。老師所被賦予的道德壓力與教學要求，在台灣明顯高於應該被賦予的職權與資源，更別說整個教育制度的僵化，常常讓老師們力有未逮，最終只能跟著僵化，因此與其說老師們不用心，不如說制度使老師無法靈活、也無力挽回那沉淪已深的孩子。
這不是台灣獨自的問題。全世界青少年日趨嚴重的暴力事件，在2008年的時代雜誌，便已有過深刻的報導。當時文中藉由英國青少年暴力問題，突顯與分析了問題的原因。報導指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2007年調查21個工業化國家的兒童福祉，結果毫不意外地：英國排名墊底。專家認為，英國社會對兒童與青少年特別冷漠，父母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偏低，學校教育過度強調學校競爭，貧富差距、階級區分與種族歧視造成社會壁壘。這些因素製造出不快樂的孩子，讓他們背負著貧窮與失學的宿命，一步步沉入犯罪深淵』，這一篇如同鏡面般的報導，清晰地反映出我們已然冷漠的親子關係，過度強調競爭的氛圍，以及所衍生出那不知凡幾的錯誤制度與觀念。五十年前，也許我們還有資格震驚一位未成年少年的殺人行徑，五十年之後，這個果，可能簡單的來自我們自己所造出的因，也使台灣社會持續擱淺在這不幸當中。
牯嶺街的少年，在一個看不清自己對錯的氛圍中，盲從的跟隨著自己的情緒，透過極端與一把刀，迸發自己的不滿；開了槍的少年，延續了這一極端與衝動，用更危險的方法，突顯自己說不清的無奈。看似無關於此事的我們，不免應該思考，任何一個他，都有能力毀滅周遭的世界，而我們，怎麼能冷漠又天真的以為，這世界，與我們無關?
十天前，台灣中部一名新上任的國中校長，由於堅持不接受部分家長施壓，要求施行能力分班而受到社會關注，這些施壓的家長們認為，常態編班的做法，只會讓優秀學生無法得到適當的指導乃至於變得平庸；而校長則認為，把會讀書的孩子放在一班，只追求個人成績與知識上的競爭，並非培養一位健全的學生所應該有的做法，更枉論社會的眼光，至今仍對成績較差的學生，充滿偏見。這篇報導，同樣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各執一詞的雙方，同樣急切的尋求國際上相關國家地區的做法，並天真的、狹隘的將問題局限在學校教育該不該施行能力分班，而非社會整體該不該接受能力分班這樣的概念。
昨晚，沒睡好。早上一醒，腦中突然閃過一部老電影：楊德昌所拍攝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故事描述一位剛上高中的學生，有著如常的家庭以及不壞的性格，但由於接觸了以暴力相向來解決事情的周遭環境，於是在受不了喜愛的女生無法符合自己對愛情價值的期待下，悲傷、也突然的將刀一次又一次的刺進了她的身體，這不僅摧毀了一個生命，也摧毀了原本單純的世界。看完後，一陣沉默襲身，直到憑藉著腦中有個模糊的印象，才開始驅使手臂抬起，找尋這部片的故事是否有著真人真事的故事背景存在。
它的確是改編自六十年代一件真實的社會案件。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當時聯合報刊出了這篇悲劇。一篇網誌甚至放上當時報紙的掃描檔案。於是，我得以在一幅黑白的照片中，看見台灣第一宗未成年少年殺人事件的詳細內容，以及一張我們都曾經有過的國中畢業大頭照，所呈現的純然青澀，卻又和十三天前投案的少年一般的無奈模樣。五十年前的輿論，震驚於這樣的未成年殺人事件，然而，五十年前的民眾可能沒想到，這一曾經發生在台北市牯嶺街七巷巷底的少年殺人事件，只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濫觴，他揭開的，將是未來五十年人們對於青春的態度，從羨慕、懷疑、驚恐、到感嘆。
一名十八歲不到的殺人嫌疑犯，在國中時因為家庭不健全所帶來的影響，連帶學習成績不佳，並且進入幫派，最後犯下難以抹滅的惡行，受訪的老師與同學說，大家在他年輕時都盡了力輔導與協助他，但最終是他自己，把人生帶入一步步的極端。是的，選擇，當然是自己做的，但是誰影響他做了這項選擇，也應該接受檢視。
家庭，也許需要率先反省。家庭有如一顆種子所生長的土壤，土質的養分如何，幾乎決定了這棵幼苗剛開始的命運，即便未來在土壤之外，茁壯或是萎靡，它的根，將永遠緊密的和土壤連接。但，家庭不如學校，也不如社會，它是一個私密且沒有人有權力改變其結構與現狀的環境，也正因此，當一位孩子已經成長在無法提供其充足養分使其健全成長的家庭時，外在的支撐與培養，便顯得格外重要。然而，可嘆的是，一個仍舊願意接受能力分班的台灣社會，並不足以支撐這一已然頹喪的幼苗。能力分班不僅目前無法實踐成為公平的因材施教，更無能力分辨學業成績不佳的學生，所潛藏的無限可能與未來。因此，一個草率的、帶有好壞區分的分類方式: 能力分班，便早早成為篩選與認定一個人未來價值的錯誤做法。
幾乎無力招架與思考這其中荒謬的學生們，就這樣早早為自己身上貼了一張:我功課不好，所以我沒有前途的標籤。告訴我，一旦這樣無形的、沉重的枷鎖套在他們身上，這群心智尚未成熟，社會歷練尚未完整的青少年，他們哪來的能力去質疑這整件事情的荒謬，他們哪來的力量去推翻這身上的負面形象?
於是，一部分學生選擇默默承受這份重量，告訴自己未來也許只是個藍領；一部分學生說不上來哪裡不對，但卻抑鬱難平，最後選擇不接受、選擇逃離那讓他感覺受到歧視的環境，有人在此時，吸上了一輩子都認為可以忘掉壓力的尼古丁，與毒；有人第一次動手打了別人好證明自己和大人一樣有力量解決問題，有人找到了看似講義氣、重感情的幫派，好獲得從未擁有的關懷與保護。他們共同的是，對於自己被遺忘與漠視有著很深的情緒，這情緒，也許透過信仰與自助，重新找到了自信與寄託，也或者透過毀滅與破壞周遭箝制他的一切，掙脫過去並重新定義自己。
而學校，則在家庭與社會的夾擊下，顯得左支右吾。老師所被賦予的道德壓力與教學要求，在台灣明顯高於應該被賦予的職權與資源，更別說整個教育制度的僵化，常常讓老師們力有未逮，最終只能跟著僵化，因此與其說老師們不用心，不如說制度使老師無法靈活、也無力挽回那沉淪已深的孩子。
這不是台灣獨自的問題。全世界青少年日趨嚴重的暴力事件，在2008年的時代雜誌，便已有過深刻的報導。當時文中藉由英國青少年暴力問題，突顯與分析了問題的原因。報導指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2007年調查21個工業化國家的兒童福祉，結果毫不意外地：英國排名墊底。專家認為，英國社會對兒童與青少年特別冷漠，父母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偏低，學校教育過度強調學校競爭，貧富差距、階級區分與種族歧視造成社會壁壘。這些因素製造出不快樂的孩子，讓他們背負著貧窮與失學的宿命，一步步沉入犯罪深淵』，這一篇如同鏡面般的報導，清晰地反映出我們已然冷漠的親子關係，過度強調競爭的氛圍，以及所衍生出那不知凡幾的錯誤制度與觀念。五十年前，也許我們還有資格震驚一位未成年少年的殺人行徑，五十年之後，這個果，可能簡單的來自我們自己所造出的因，也使台灣社會持續擱淺在這不幸當中。
牯嶺街的少年，在一個看不清自己對錯的氛圍中，盲從的跟隨著自己的情緒，透過極端與一把刀，迸發自己的不滿；開了槍的少年，延續了這一極端與衝動，用更危險的方法，突顯自己說不清的無奈。看似無關於此事的我們，不免應該思考，任何一個他，都有能力毀滅周遭的世界，而我們，怎麼能冷漠又天真的以為，這世界，與我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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