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就是民主危機
2011-09-02 中國時報 【朱雲漢】
上個星期在台大舉行的「民主在東亞與台灣」國際研討會上,在會議閉幕前有一場圓桌討論,由民主研究權威學者戴蒙(Larry Diamond)、法蘭西斯福山、韓籍學者申道澈 (Shin Doh Chull)與筆者擔任討論人引言。這場討論引出了許多令人深思的議題。
如果將東亞放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大浪潮裡面來觀察,東亞的民主國家所面臨挑戰仍然十分艱鉅。從整體經濟與社會條件而言,東亞地區本來應該有較佳的條件發展穩固的民主體制,因為大多數的東亞國家都經歷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經濟現代化創造了大量中產階級,也大幅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教育條件。
但是,這個地區的民主發展的前景仍然充滿變數。首先,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從來沒有真正席捲東亞,過去二十五年出現民主轉型的只有南韓、台灣、菲律賓、泰國、印尼、蒙古。而這裡面只有南韓與台灣具備自由民主體制的充分條件;近年泰國與菲律賓都出現嚴重的民主倒退現象;蒙古出現嚴重朝野對立與政治僵局,導致民眾對民主的信心大幅消退;印尼的民主轉型結局仍然充滿變數,尤其是傳統統治菁英正重新集結為一個壟斷性的執政集團,同時社會底層的激進回教運動正在侵蝕非回教徒的自由與多元空間。
同時,這個地區的民主發展正逐漸失去外部的引導力量。過去,日本曾經是東亞經濟的領頭羊,也是這個地區最重要的發展援助與跨國投資來源。但是,日本的經濟已經陷入第二次「失落十年」,日本的民主體制完全失去扭轉經濟衰落的能力。美國對東亞安全秩序的作用仍然重要,但是美國民主體制的示範作用在這幾年已經嚴重褪色,愈陷愈深的國債危機更讓美國體制的缺陷暴露無遺。歐洲的財政危機正從南歐擴散到法國與英國,世代正義與福利國家間的尖銳衝突正支解大多數歐洲社會的內部共識,並成為社會動亂與偏激政治路線的滋生溫床。東亞過去所信奉與追隨的民主典範,已經無法提供太多的啟示與激勵作用。
所以在圓桌討論上,大家不約而同都將討論的重心移轉到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未來,因為這將是影響東亞民主發展前景的最關鍵、最不確定、也是最不容易回答的變數。大多數西方政治學者對於中國大陸體制的理解猶如瞎子摸象,對於當前的中共一黨體制是否享有穩固的正當性基礎,中共的調適與學習能力是否能跟得上快速的社會結構變遷,中共的合法性基礎是否繫於經濟成長動力的持續不斷,多數的政治學者都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中共政權的未來也同時繫之於西方民主體制是否能夠維持其典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推介民主體制不遺餘力的美國。所以,預測中共的政治未來與預測美國民主的未來已經成為一組無法分開處理的聯立方程式。
最令人擔心的是美國的國債危機幾乎是一個無解方程式,去年美國國會預算局做過一個預測模型,隨著戰後嬰兒潮進入退休高峰期,到了二○二五年健保支出將上升到GDP的二五%,屆時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僅夠支付國債利息以及政府承擔的醫療費用,沒有任何經費可以用於其他政務項目,包括國防、教育、科技或交通建設。這個預測模型對於美國未來十五年經濟成長率的假設現在看來還過於樂觀,也就是說除非美國能夠採取激進手段壓制健保支出的增長,否則美國幾乎無法避免財政崩潰的結局。
但在當前美國政治體制下,壓制健保支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美國的醫療總支出高出西歐國家一倍以上,幾乎是多數東亞國家三倍,與醫療有關的產業早已超越傳統的軍工產業與石油能源產業,能與華爾街等量齊觀,成為政壇上呼風喚雨的超級利益集團,可以在國會阻擋任何妨礙其利益的體制改革。最不可思議的是,仍有眾多的美國民眾仍然深信美國的醫療體制是全世界最好的,對於任何強化政府管制成本與限制市場定價的改革都心存懷疑。這似乎印證了曾國藩的名言:一個陷入志得意滿情緒的社會往往難逃「滿則溢、溢則傾、傾則覆」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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